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的背后

中南海，宛如中国这尊巨人的心脏，地位举足轻重，且蕴藏着无尽的神秘色彩。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三位杰出伟人之一的邓小平，他的一生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了七十多个春秋，其历程波澜壮阔，色彩斑斓。他的人生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起伏跌宕，留下了三进三出中南海的传奇故事，令人瞩目。

毛泽东点将，邓小平一进中南海；林彪一号令，邓小平一出中南海

邓小平一进中南海，历时最长，达十七年之久。

自共和国初创之际，迫切需要选拔出能够引领经济建设的杰出领导人。究竟应当选拔哪位人才进京负责经济建设，这成为了毛泽东深思熟虑的首要问题。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他独具慧眼，挑选出了邓小平这位杰出的英才。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交情深厚，渊源已久。追溯至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便因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被视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首倡者，从而踏上了人生的第一段坎坷之路。

在未来的漫长革命战争岁月中，他秉承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建立了辉煌的战功。他曾与刘伯承将军率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序幕。随后，他与刘伯承、贺龙等将领共同领导大军，圆满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使命，并在西南这片土地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于西南这片亟待振兴的土地之上，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短短三年间，广泛动员民众，高效地推进了土地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审慎而稳妥地消弭了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推动了民族团结，强化了各级政府的民主建设，构建了稳定的局面。他迅速恢复了工农业生产，果断决策修建成渝铁路，并于1952年7月1日实现全线通车。短短数年间，大西南的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他的显著成就，彰显了其领导经济建设的卓越才能，为其日后进入中南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以其独具慧眼识别英雄，敢于大胆任用干部的魄力，对邓小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将这位难得的人才调入中央，赋予其更为关键的职务。

初秋的重庆，虽已步入季节的门槛，却依旧阳光炽烈，热气逼人。1952年8月的一个清晨，重庆市弥漫着异常的繁华气息。上午十点钟，十几辆款式各异的小汽车，自西南局机关的曾家岩启程，驶向机场的方向。邓小平在送行者的陪伴下，步伐坚定地走向舷梯。他凝望着这座美丽的山城，向西南局的党政军领导以及父老乡亲们挥手告别，随后登上了一架伊尔式飞机。随着引擎轰鸣声的响起，飞机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之上。邓小平俯瞰着祖国西南壮丽的山河，心中涌起一股依依不舍的情感。

两小时后，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西郊的机场。中央办公厅的接待人员引领邓小平步入一辆早已等候的黑色轿车，车辆沿着西直门大街疾驰，目的地是故宫博物院旁专为邓小平预备的居所。那是一座与聂荣臻住宅相邻的四合院落。聂荣臻同样来自四川，得知邓小平一家即将到来，他及家人自然喜出望外。两家相处融洽，关系亲密无间。

不久，邓小平一家迁入中南海，居于怀仁堂西侧的陈旧宫廷宅院——3号院。怀仁堂由四座大院落组成，乃典型的皇家四合院格局，围以朱红宫墙，青砖砌就的房屋，飞檐翘角，覆盖着灰色的瓦片。

在这宽敞的大院落中，李富春、谭震林、陈毅以及邓小平这四位开国元勋各据一方。

位于怀仁堂东侧，亦设有两座大院，分别容纳董必武、王稼祥两户人家。而在怀仁堂之北，亦有一座院落，刘少奇一家的住所便坐落于此。

怀仁堂住革命大家庭。

8月7日，邓小平踏入京城不久，便在中央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荣膺选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一职，并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由此开启了他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职业生涯。他的直接上司，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周恩来与邓小平，这对曾在上海及法国巴黎并肩作战的战友，再次携手合作，共启新征程。

周恩来，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身边汇聚了众多才俊。邓小平便是其中一位，他加入周恩来麾下，担任政务院的发言人，由此迅速跻身国际舞台，声名远播，享誉中外。

邓小平踏入中南海的那一刻，便凭借其坚定的政治思想和难得的才干，初露头角，地位迅速攀升。在维护党的团结、对抗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中，他立下赫赫战功。1954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时接替饶漱石的职位，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并跻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列。

于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志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需注意的是，彼时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现今的职务有所区别，当时党的最高领袖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作者注。当年，邓小平同志年仅52岁，便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一同跻身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

在1956年至1965年的十年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不懈地探索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此期间，邓小平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和刘少奇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积极参与中央及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并在多个领域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正确见解，充分展现了其作为领导者的卓越才智与远见。

邓小平的上升，引起野心家林彪的极度不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一家经历了无数的凌辱和折磨，遭受了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邓小平被污蔑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中无数次被“红卫兵”查抄。1967年9月13日，邓小平的五个子女被迫离开中南海，先是在各自的学校挨批斗，后来都被赶出学校，邓朴方就是在此时致残的。

1969年春季，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语录不离身、万岁不离口的林彪，荣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之位。这一变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林彪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将刘少奇为首、邓小平为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扫除。

随着“胜利”的降临，林彪陷入狂热，不顾党中央与毛泽东的指示，以苏联可能对北京发动突袭为幌子，擅自发布了“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林彪一号令”。实际上，这“林彪一号令”不过是林彪密谋政变的预演，他意在测试自己“副统帅”之令的效力。同时，借助“一号令”之名，以战备疏散为借口，将军队中的老同志逐出北京，为其实施篡党夺权的阴谋清除障碍。

于是，朱德、李富春被迫流放到广东从化县，陈毅被“疏散”到了石家庄，叶剑英被赶到长沙，聂荣臻无奈去了邯郸，刘少奇被押送到开封，陶铸被押送去了合肥，邓小平被流放到了江西新建县。

1969年10月26日的清晨，一辆汽车缓缓驶离了中南海，车上载着邓小平、卓琳及其继母夏伯根。邓小平心中沉甸甸的，目光凝重地望着怀仁堂的宁静景象，带着对十七载岁月的回忆，离开了这个他曾经居住了十七年的地方。

周恩来启贤，邓小平二进中南海；毛远新进馋，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邓小平二进中南海，历时最短，仅仅三年。

他的复出和重返中南海，既缘于他自身的努力，也与周恩来、王震的极力推荐分不开。林彪灭亡后，他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为自己复出创造了条件；王震和周恩来的先后力荐，为邓小平复出立下了功劳。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覆灭在蒙古的温都尔罕之地上演，生命戛然而止。与此同时，邓小平尚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承受着监督劳动的考验。听闻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文件传达，他心情愈发沉重，回到家中后，愤怒地表达道：“若林彪不得正法，天理难容！”

近几日，邓小平深思熟虑，远见卓识。他敏锐地认识到，毛泽东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实属错误之举，林彪、江青等人趁机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权，导致党和国家的生命力遭受重创。此刻，正是结束这场运动，将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上的关键时刻……

于是，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信，在听完传达的第三天寄往了北京。邓小平在信中揭露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并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达了自己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自己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了，但觉得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他没有别的要求，静候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

林彪集团的覆灭，为我国政坛注入了新的微妙变化。昔日被林彪打压的一批杰出将领，部分人得以重新崭露头角，恢复军职，其中叶剑英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周恩来亦在毛泽东的再次重用下，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切，正是邓小平重返中南海的历史转折点。

在周恩来接掌中央领导职务后，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他不仅策略性地夺回了被林彪集团夺取的权力，还计划起用同样才智非凡的邓小平。周恩来深知，邓小平的回归面临两大挑战：首先，邓小平曾是毛泽东下令打倒的对象，若重新启用，毛泽东是否会予以同意？其次，即便毛泽东表示同意，江青等一众势力也必定会竭力反对。因此，周恩来并未急于向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的事宜，而是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降临。阅读完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情绪高涨。自此，他时常忆起在苏区时期，曾共同遭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的战友邓小平。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破例出席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仪式。在仪式举行前夕，他在休息室里向在场领导同志发表了一番寓意深远的话语，其间亦谈及了邓小平的相关问题。

经总理审阅后，请转交汪主任，并据此印发给各位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性质严重，然而，其与刘少奇同志所犯错误应予以区分。

（一）在中央苏区，他曾遭受严厉的整治，被视为邓、毛、谢、古四位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首领。针对他的整治文件主要依据两条路线的争论，以及六大以来的两封书信。负责整治他的是张闻天。

（二）他未曾有任何历史污点，亦未曾向敌人投降。

（三）刘伯承同志的军事行动中，他提供了宝贵的协助，战功显赫。

此外，即便踏入城市，亦非全然无益，诸如领导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他未曾向苏联修正主义势力低头。此类事迹，我曾多次提及，今又重申一番。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实际上是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为邓小平的复出打开了通道。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打倒谁，重用谁，都是从舆论开始的，让人们有个思想准备。

恰逢其时，同样因林彪“一号令”被派遣至江西东乡县红星垦殖场劳动的王震，于1972年秋季重返北京。他趁机汇报工作之际，详尽地向中央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劳动状况，并力荐毛泽东早日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不畏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重重压力，于1973年3月10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题聚焦于启用邓小平的决策。会议期间，周恩来所代表的一方与江青所代表的一方展开了激烈且针锋相对的辩论。

凭借毛泽东亲笔批示的这柄“尚方宝剑”，周恩来得以掌握主动，叶剑英、李先念等资深领导亦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毛泽东、周恩来观点的支持。在“四人帮”的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接受启用邓小平的事实。

1973年2月19日的黎明时分，邓小平离开了他度过三年漫长贬谪岁月的江西省新建县，再次踏入中南海这片神圣而庄严的土地。

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197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重要决定，正式恢复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紧接着的4月12日，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招待会，热情款待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这场盛会中，邓小平同志意外地出现在了领导人行列之中。这是邓小平同志复出以来，首次在公开的重要场合亮相。面对新的挑战，邓小平同志显得从容不迫，以坚定的心态迎接一切。

数月弹指间，毛泽东便赋予了邓小平更加重大的职责。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了一项重大决议，他对与会者明确指出：

“此刻，我们聘请了一位军师，他的名字是邓小平。特此发布一项通知，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及军委委员。政治局负责统筹全局，涵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个领域。我意欲为政治局增补一位秘书长，您若不喜此头衔，那么便担任参谋长一职便是。”

一经此决定公之于众，众人的心情各异，有人喜上眉梢，有人却眉头紧锁。毛泽东随即转身，对邓小平说道：

“你啊，别人对你似乎有些畏惧，我赠你两句箴言，柔韧中蕴含刚毅，柔软中藏有锋芒，外表保持和气待人，内心却如钢铁般坚韧。过去的不足，不妨逐步加以改进。”

1974年四月，应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邓小平同志出席了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自那时起，他正式踏上了走向世界的征程。同年十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再次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职，显而易见，此举是为未来继任周恩来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提前作出的人选准备。

此外，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人事安排问题上，毛泽东挫败了王洪文、江青等“四人帮”的阴谋，亲自点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一切无不昭示，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愈发显赫。随着四届人大的落幕，周恩来因病情加重而住院治疗，邓小平则临危受命，代行总理职责，主持国务院事务，并实质性地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自此，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袖的鼎力支持下，勇敢地投身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并对“四人帮”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自1975年1月起，他以无畏的英勇姿态，坚定且有序地对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全国性混乱进行了全面整顿，促使国民经济从停滞与下滑的困境中迅速恢复，步入回升的轨道。

邓小平同志的全面整顿，不仅为1976年那场唤醒民众意识的伟大“四五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更成为我党拨乱反正伟大斗争的先锋，从思想与组织两方面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做好了关键性的铺垫。

邓小平所推行的全面整顿，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系统性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毛泽东断然不会同意。正如毛泽东所言，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两大事业之一。其一，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其二，便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反修防修”运动，被誉为“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他坚信，功绩远大于过失，即便存在失误，也不容许他人指摘，更不允许他人进行系统性的纠正。

“四人帮”正是抓住这个问题，利用毛泽东心爱的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进馋，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从而再一次把邓小平打倒。

1975年11月2日上午，毛远新进见毛泽东。年迈多病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问毛远新：“外面很冷吗？又是狂风大作？”

秉承江青“妈妈”旨意的毛远新，抓住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今天外面的风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风。”“这股风，我在省里工作时就感觉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听，竟然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立即警觉起来，叫毛远新说下去。

毛远新一一列举了针对邓小平的数项指控：“首先，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主流还是支流，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是肯定还是否定？”……

毛远新一口气说了若干条，让毛泽东顿感问题的严重性。见此，毛远新又继续进馋：“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席讲的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传达的关于主席的“三项要旨”包括：深入学习理论，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其侵蚀；确保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然而，如今这两项重要指示似乎已被忽视，这怎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呢？

毛远新见毛泽东双眉紧揍，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时，毛泽东仍对邓小平抱一线希望，他要通过毛远新去找邓小平谈话，让他回心转意。毛远新这位特殊的联络员奉“最新指示”组织会议，不料，邓小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会后，毛远新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因此，毛泽东决意召集政治局会议，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而，毛泽东并无意图将邓小平推倒，仅是希望邓小平主持会议并作出一项决议，以确认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正如毛泽东所言，实行“三七开”的评判标准，即七成成绩，三成失误。

然而，就在这个骨节眼上，毛远新秉承江青的旨意，对毛泽东阳奉阴违，将开会的目的透露给江青。江青一伙以自己的势力左右着中央政治局，根据“联络员”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判。

在“四人帮”的攻击下，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停止了邓小平的一切工作。

1975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由毛远新整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开始了反击“右倾反案风”。“打招呼”实为“批邓”的代名词，从此，全国吹响了“批邓”的进军号角。

1976年1月9日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哀乐，播音员用低沉的音调念着周恩来去世的讣告。“四人帮”按照他们的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

4月5日，天安门爆发了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把邓小平当作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仅仅过了两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壮志未酬，斯人离去。带着无奈，承受着内心深处的隐痛，邓小平第二次被“赶出”中南海。

在老元帅的极力推荐下，邓小平同志三次踏入中南海的殿堂；而随着终身制的废除，邓小平同志亦三次从中南海走出。

1976年金秋时节，党与人民齐心协力，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历经十年的动荡岁月，我国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为邓小平同志的第三次复出创造了契机。

青山虽可蔽眼，却挡不住东流的江水。在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力推荐下，历经党内激荡的斗争，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呼声，1977年7月，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最终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

肩负着十亿人民的殷切期望，邓小平同志第三次踏入了中南海的门槛。

自七十年代末起，一个民族复兴的愿景渐次展开。在这片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崭新的生机勃然焕发。

“我们应世代传承并严谨遵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此作为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确保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取得辉煌胜利，迈向新的征程。”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际，着手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得益于他的鼎力推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首都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它不仅结束了自“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的摇摆不定，更从根本上消除了那些经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事业极为不利的错误思想。会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被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迅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勇敢地迈向了前方，踏上了通往幸福的征途。尽管在中国，山依旧巍峨，海依旧浩瀚，人依旧那些人，然而，不过短短数年间，邓小平便引领中国驶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便不难理解，为何在198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北京大学众多学子纷纷挥舞着“小平你好”的横幅，以示对国家领导人的崇高敬意。

邓小平三度复出，功绩卓著，全球赞誉。

自1978年首次将邓小平置于《时代》周刊封面以来，该杂志于1985年再度将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同年，来自全球30余国的3000余名青年，一致推选邓小平为“年度十大最具鼓舞力人物”的榜首。

根据1986年北京进行的一项涵盖8000份问卷的社会调查数据，邓小平被广大中国青年公认为“最喜爱的在世领导人”。他在国内外政治家中的得票率高达71.8%，而在国内政治家中，这一比例更是攀升至87.52%。

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将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邓小平，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人，只有邓小平和里根总统两人。有了这个徽章，就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畅通无阻。

鉴于对推动中国及第三世界科学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1987年，83岁高龄的邓小平荣获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颁发的特别荣誉奖。翌年2月，世界桥牌联合会的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该组织最高的荣誉奖项——金奖。

邓小平不仅以巨大的勇气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着手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最为令人钦佩的是，他自己带头实践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自古以来，中央领导人无一不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离世。外界常常评论我国为“老人政治”。事实也的确如此，占据主席台位置者，往往是满头白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要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强化各级领导团队的阵容，必须依靠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完成。鉴于此，在领导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革之际，他便将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宜纳入了重要议程。

自1980年起，他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演讲，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念。他致力于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党政职能混淆以及党与政之间权力代际传承等问题，旨在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并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同时，他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消除各种特权现象的构想。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带头这样做。

1989年冬，中南海正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一份辞职信摆在几位常委的面前。大家立即对邓小平的做法显露出崇敬之情。邓小平的辞职信这样写道：

中央政治局：

我恳请中央批准，辞去目前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自1980年起，我便倡导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主张终结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近些年来，众多资深同志陆续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在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身体力行，提出了退休的申请。当时，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权衡了我个人的意见以及党内外的看法，最终决定批准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并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同时，决定我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自那时起，每当中央领导集体就重大议题征询我的看法，我始终秉持尊重与支持的态度，与多数同志保持一致。然而，我坚持不再插手日常事务，且热切期盼能够早日完成新旧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全面退出的愿望。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被选为首的领导团队，至今已高效地推进各项工作。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在身体状况尚佳之际，提出辞去现任职务，以实现多年的夙愿。此举对党和国家军队的事业发展无疑将起到积极作用。我恳请中央能够批准我的这一请求。同时，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的申请。

身为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我国独立、统一、建设与改革事业拼搏了数十载的老党员及公民，我的生命早已与党、与国家紧密相连。即便退休，我亦将继续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保持忠诚。

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们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与不懈奋斗的结晶。尽管改革开放的征程才刚刚开启，道路漫长且充满挑战，我们仍将面临诸多曲折。然而，我坚信，我们必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将先辈们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既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就必定能够永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姿。

这封辞职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恳切与感伤。11月9日之夜，当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宣布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的消息公布于众，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并赢得了广泛赞誉以及人民群众的由衷敬意。

邓小平虽已退休，然而他的名字，以及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与幸福所铸就的辉煌功绩，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永远铭记于亿万中华儿女的心间！

如此，邓小平第三次踏出中南海的门槛。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被载入党章，引领着中国人民继续砥砺前行。